中国人讲神，是从‘妙万物而为言这个地方来了解，从‘妙万物而为言了解这个神（《周易哲学演讲录》，第73-74页）。

王充反对当时流行的灾异、谴告、寒温、震动诸说，认为都是对自然现象的附会。盖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。

其合理之处在将天与人置于一气流行的整体系统之中，天人一体，人的行为可影响到他所居的环境。进入专题： 谶纬之学 王充 魏晋玄学 郭象 无君论 葛洪 。况且设官分职，必然加大百姓的负担，特别是有的执政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横征暴敛，搞得民怨沸腾。是以立言藉于虚无，谓之玄妙。……汝君子之礼法，诚天下残贼、乱危、死亡之术耳。

贵无并非无政府论，它所贵之无即道，而道实际上是一个善的理念，一个集各方面理想的总体。惟夫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躬其力任，劳而后飨。质言之，既然肉身性与精神性是互为表里的两个生命层面，那么，这也就决定了，对利的需要和对义的需要同样有着内在的存在论基础。

更何况，《文子》其书在于阐发老子之言，无非因任人们趋利避害的自然情性而导引之，与儒家价值优先的理论主旨自然大异其趣，良不足呀也。故君以我为贤，则可处之以富贵。故曰：斩而齐，枉而顺，不同而一。如此一来，也就从义利之辨延伸到了义命之辨。

然而，不同于超越层的天命，这一意义的命仍属规范性领域。前者关注的是现实生活，生死、寿夭、贫富、贵贱、穷达、顺逆，凡此种种境遇都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生活的品质。

曩昔子贡尝问于孔子：仁人廉士穷，改节乎？夫子云：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？在孔子，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因此，随着从宗教性道德到社会性道德的视角转换，儒家义命观的道德意蕴也会折射出多重维度，而值得重新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。因为，他永远不会去做他憎恨的、鄙贱的事。今从公而论，福这一观念既为美好生活之表征，则人之愿福，莫不然也，至于究竟以何为福则取决于个体的价值认同，而不能不有所异同。

敬畏天命故，不过分执着于世俗生活中的得失成败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 进以礼，退以义，得之不得曰‘有命。这显然是对血而优则仕命定论的否定。设身处地，还能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有更高的要求吗？然而，任何事物都经不起过分浪漫化。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

上重义则义克利，上重利则利克义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仅仅道德并不足以构成理想的好生活。

故君子之所以日进，与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小人错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。

质言之，道德正因其纯粹而崇高，道德之所以为道德，在于为其所当为，既非出自利害考量，亦不为变动莫测的境遇所移易。如果说前者(反求诸己)大致相当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，那么后者(平治天下)则与康德大异其趣。女以知者为必用邪？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。其二，相对于福，德始终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。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。须知，今本《文子》向称驳书(柳宗元语)，成书年代迄无定说，以之校《荀子》，实险事也。

在残缺中坚守道德无疑是高尚的，但这不意味着吾人要转而浪漫化残缺本身。一方面，儒者以道自任，以德抗位，批判人主及其所代表的现实政治乃是儒家分内之事，不如此，则道不尊。

以我为不肖，则可处之以贫贱。儒家劝善，也并不以对世俗幸福的承诺作为理论有效性的保证：君子博学深谋，不遇时者多矣。

仅就后者而言，正是以道德为价值基础的规范和秩序引导人类走出了丛林法则，合理地配置各种社会资源，从而保障和增进共同体中每一位个体的福祉：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。退一步说，即便《文子》的讲法在先，也并不意味着《荀子》如此这般。

无论如何，儒家有必要走出对《猗兰操》情结的迷恋，而寻求一种更为健全的发展。若夫志意修，德行厚，知虑明，生于今而志乎古，则是其在我者也。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，不能属于礼义，则归之庶人。譬如，自古及今，任何人的血统出身都由不得自己选择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此亦属于命。

由此，义命观的讨论也就延伸到了以制度正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批判理论，此之谓儒家义命观的第二重批判性。知天命故，对自我在天人关系中的角色和责任才可能发生深刻的自觉和体悟。

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如果纯粹就技术的层面讨论精神自足，较之儒家，佛老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君不见其上申韩者，其下必佛老(王船山语)，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之下，佛老非无精神自足，然此等精神自足乃是以弃绝社会责任为前提和代价的，而这恰恰为儒家所不取。

儒家当然珍惜自然生命，只是在难以兼顾的极端情形之下以道德作为优先的选择：避患而不避义死。荀文无过之说正本乎此，只是通过再脉络化(re－contextualization)自成一体而已。

基于这样一种生命观，荀子能够平衡地反思自我以及自我所处的社会。故或禄天下，而不自以为多，或监门御旅，抱关击柝，而不自以为寡。在这里，夫子之乐乃是那种只有拥有德性的人才会经验到的受用性，或者说精神自足。这并不是说儒家要放弃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，只是儒家进入政治的取径和思路尚可再斟酌。

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。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

质言之，儒家的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体，儒家的精神自足也不是要做山林间的自了汉。与仁同过，然后其仁可知也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那种企图通过将儒家生命观狭隘化而为残缺辩护的做派，事实上反而是对儒家精神的解构。不消讲，任何现实社会与价值理想之间总是存在张力的，而价值优先的性格决定了儒家在根本意义上乃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，亦即基于理想批判现实。